🧠:##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中国哲学根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人占卜记录，故称卜辞。从卜辞看，殷人的最高神为“帝”或“上帝”。殷人对帝以及自己的先王、旧臣等鬼神十分虔信。在他们看来，诸凡生产的丰歉、征战的胜败、筑城的得失、诸事的顺逆，都取决于帝及鬼神的意志。从殷墟发掘出来的10万多片甲骨文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鬼神思想还不是殷人唯一的思想。《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除了鬼神思想以外，还有“礼”的思想。殷人所说的礼和对于上帝以及宗祖神的祭祀是分不开的。卜辞中的礼字作“豐”，又作“”，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是双玉盛在器皿中之意，是殷人的祭祀仪式。但殷人的礼同时兼具祭祀仪式和伦理规范的双重含义。另据《尚书·盘庚》载，殷人除了礼的思想外还有“德”的思想。如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据《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得事宜也。”又据《说文》：“‘惪'（即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在这里，德不仅是一个伦理范畴，而且已是一种朴素的对人生的哲学思索了。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载于《易经》中的八卦观念。《易经》的原始八卦：乾（呏，象天）、坤（咓，象地）、震（匲，象雷）、巽（匤，象风）、坎（剄，象水）、离（匢，象火）、艮（剨，象山）、兑(剒，象泽)，可能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的庖牺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段话却道出了八卦产生的现实基础。它是人们长期观察各种自然现象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八卦包含四对矛盾，最基本的是天和地的矛盾，其次则是雷和风、火和水、山和泽的矛盾。这里不但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中国哲学逐渐成形，产生了诸子百家之说，出现了哲学思想的繁盛时期。之后，秦统一中国，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先后产生，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斗争又彼此吸收，起伏张弛，这就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明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出现了儒学的鼎盛期，形成了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及至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西方学术开始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1890年，黄遵宪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向国内介绍日本大学学科的设置，专门提到“哲学”，1899年谭嗣同在《清议报》上发表《仁学》一文，开始应用“哲学”一词，梁启超在解说西方文化多篇文章中，经常使用“哲学”这个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鉴于社会上已经广泛采用“哲学”这个新概念，才放弃包含经学和文学的“国学科”，开始建立“哲学门”。1913年民国政府正式确定中国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其后中国其他大学也开始设立哲学系，或者开设哲学课程。30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先后研讨过世界本原、天人关系、名实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动静关系、古今之变等问题。 古今之变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历史变迁的问题有3种不同的观点：历史退化论、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春秋末期的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返归素朴、退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战国时期的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5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的。先秦的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的变迁，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见，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汉代的王充明确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反对复古。至宋代，朱熹和陈亮曾就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持历史退化论的观点；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中国哲学史中还广泛地论及历史变迁的原因。春秋以前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管理人世，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思想影响深远，西汉的董仲舒把它进一步系统化，将王朝更替、社会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天意，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唐代柳宗元提出“势”的范畴，认为历史沿革的原因在于社会自身存在的必然趋势，否认圣人和上天的决定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挥了柳宗元的思想，认为历史发展趋势中有其内在的规律“理”，“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理、势一致，决定着历史的变化。

🧠:##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印度哲学印度最早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之于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吠陀”产生于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中国古代音译有毗陀、韦陀、围陀、薜陀、吠陀等，意译有明论、知论等，原意是知识，特别是指宗教的知识。吠陀中最古老的一部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被称为“吠陀本集”。吠陀本集共有4种，即《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吠陀本集中有大量神话。其中夹杂着一些对世界形成的合理猜测。有些颂歌宣称，世界由水、火、风构成；也有的认为世界由非存在（无）、原人、太一、气息、思维等创生。这些都表达了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显现了古印度人最初的哲学思想。广义的吠陀还包括较晚出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其中的奥义书虽然产生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在很多方面已开始摆脱宗教神话的内容，以思维论证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的根源、人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例如探讨所谓宇宙灵魂“梵”和个体灵魂“我”的关系，并提出“梵我不二”这一原始的哲学本体论命题。之后，婆罗门教以吠陀为根本经典，进一步发展了吠陀中的各种哲学倾向；顺世论、佛教、耆那教和生活派等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并且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哲学观点。 生活派哲学生活派是和佛教同时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派别，中国旧称之为邪命外道，据传创始人是末伽梨·拘舍罗。该教认为宇宙和万物都是由灵魂、地、水、火、风、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的。地、水、火、风是纯粹的物质，虚空是其他原素存在的场所，苦、乐、生、死是独立的精神原素，各种原素按照机械的自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受命定的支配。在命定的锁链中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生活派认为一切定合都有其自性，否定事物以外的其他原因。该派在印度次大陆一直流传至14世纪才消亡。

🧠:## 哲学的三大传统中的西方哲学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产生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至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如柏修斯、海格立斯、提修斯等等，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半人半神。他们的经历、事迹虽然很离奇，却反映出古代希腊人在同自然力量的长期斗争中所作出的光辉业绩。可见，古希腊神话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特殊的、形象化的反映。古希腊神话在荷马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以及赫西俄德所编的《神谱》中保存得很完整。荷马的两部史诗对古希腊文化影响很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创作。荷马史诗最初出现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现存的形式是庇西特拉图带给雅典的，他在公元前560至前527年（包括间断期）执政，所以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荷马史诗初胚的形成期要早得多。赫西俄德为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他的《神谱》描绘了一个诸神的谱系。它用传统的神话作思索的基础，通过对诸神产生原因的探究，曲折地表达了对万物起源进行解释的愿望。在希腊的神话中，关于奥尔弗斯的传说对后世希腊哲学有相当影响。相传他是色雷斯王奥依罗的儿子，懂音乐。后世以神秘的创世说附会之，形成教派流行于希腊世界。奥尔弗斯教义认为，现世生活充满痛苦和无聊，人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永无休止地在生死循环里转动。唯有靠生命的净化，靠一切苦行，才能免于轮回，达到与神相通、合一。信奉奥尔弗斯教义的人时时追求一种所谓神我合一的狂喜迷醉的状态，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其他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神秘知识。这种神秘的成分随着毕达哥拉斯进入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又从柏拉图进入后来大部分多少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虽然以神话和传说为前提，但神话和传说中的神和半人半神的英雄都是现世人的投影。有的学者在谈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的特点时指出：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斯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这正是古希腊神话中可贵的地方，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西方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前，大约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3个时期。 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形成的。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返回到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开始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是人和自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灵魂不朽之说和禁欲主义。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意大利的B.特莱西奥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热和冷的对立作用是物质运动的原因；G.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即是神，它由单子构成。单子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混在一起，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带上了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派别。以F.培根和J.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后天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感觉是可靠的。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能动的、多样的，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观念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产物。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但是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它，感觉经验不可靠。斯宾诺莎把自然界视为唯一的“实体”，认为思维及广延是统一的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个别事物是实体的变形，只有通过理性把握了唯一的实体，才能认识个别事物。以R.笛卡尔和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公理也是人生固有的、天赋的。不过，他除了承认精神实体独立存在外，还承认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并把这两个相对的独立的实体统一于一个绝对的实体“上帝”；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尔的思想，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但起初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能存在于人们心中，须经加工才真正显现出来。以G.贝克莱和D.休谟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断定世界上除了感知的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之外，什么也没有；休谟则进一步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18世纪，除了存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西方近代哲学第二阶段总体来看，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色。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I.康德、J.G.费希特、F.W.J.von谢林、G.W.F.黑格尔和L.费尔巴哈。前四人力求在克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统一在思维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康德承认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物自体”，它是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却永远不能被认识。物自体的刺激使人产生感觉经验，然后认识主体的感性、知性分别与时空、12范畴等认识的先天形式相结合，整理感觉经验材料，以达到对现象的系统认识；理性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质，但却永远达不到目的。如果理性把相对的现象绝对化，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全部的真理，就必然陷于假象。费希特则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主体“自我”创造了客体“非我”，又对“自我”和“非我”加以限制和分割，实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谢林创立了同一哲学，认为客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是哲学的两个领域，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的不同阶段。黑格尔把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理念”自身演化的过程，认为绝对理念自身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统一使绝对理念自身沿着正、反、合三段论的模式进行着概念的演化，以至使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界，并且进一步演绎出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的认识由认识自然界，逐渐向认识自己和认识意识自身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理念的完全自我认识，整个世界便又回归到了绝对理念自身。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辨神学”。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实在的，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神和上帝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自然界产生了人，人及其思维器官都是自然界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思维便不能存在，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了精神。不过费尔巴哈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系统，还有朝鲜哲学、日本哲学、巴基斯坦哲学、斯里兰卡哲学、越南哲学、伊朗哲学、阿拉伯哲学、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哲学。它们或多或少都受了三大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又具有各自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中，阿拉伯哲学在中世纪起到了向西欧传播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媒介作用，它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欧洲的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

🧠:## 哲学的根本变革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于工业和自然科学的推动。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近代哲学又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由于那时的科学成就还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因此，以认识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任务的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这一任务。为着描绘世界的全体，那时哲学家必须在许多方面，凭借某种逻辑方法，甚至某种想象来进行推演，以补科学材料的不足。这些哲学往往企图站在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把这种哲学叫做“科学的科学”或“知识的知识”，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应该、而且已经穷尽了世界的一切知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体系看成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的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又包含着大量主观臆测的成分，其中虽不乏天才的思想，但又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甚至荒谬的因素。西方近代哲学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人类对世界上许多根本性问题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带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弱点和局限。历史的发展要求有一种崭新的哲学产生，这种哲学能够继承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能够吸取当代科学的各种优秀成果，能够体现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并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现代哲学产生的标志，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 变革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了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从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世纪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尚处在自发的状态。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已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已成了一种自觉的活动。这一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宪章运动、里昂起义以及西里西亚起义，震撼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出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然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历史的必然，真正懂得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正是顺应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总结，而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又是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指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而且也是科学的理论思维。它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丰硕的科学成果。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漫长黑暗的基督教的中世纪宣告结束，人类的智慧从神学的羁绊下得到解放，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时期的神学统治，使得许多知识部门残缺不全，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因此，自然科学此时主要处于一种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系统整理，更谈不上理论概括。这种情形给当时的理论思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在自然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思维是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总观点，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见解，认为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始终就是这样。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充满革命精神的自然科学，突然以十分保守的姿态站在自然界面前，这样一种僵化的理论思维以为，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这样的一种理论思维成了钳制人们头脑的新的禁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连连遭到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冲击，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它科学地论证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接着，地质学的发现，证明不同层次的地层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而逐步形成的；同时，从一部分地球上已经绝种的动植物化石中看到，它们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生存历史。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也都取得了不少进展。自然科学以分门别类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宣告结束，开始进入系统整理和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自然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进化论的新发展。这三大科学发现对那种僵化的自然观是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打击面前，形而上学的阵线开始崩溃，而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以及每一现象都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有了深刻印象。三大科学发现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的科学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当经验的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实证的知识材料，从而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之际，社会科学领域也结束了多年来的沉寂局面，出现不少新突破。走在前面的是经济学。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的一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古典经济学，从18世纪开始日益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他说的国民财富就是指商品。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说劳动创造了各种商品。他认为商品有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用它交换含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虽然这个理论还不完善，还掺杂着不少谬误，但它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商品生产，打开了思路。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他明确地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用生产这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来测定，这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还包括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原料的价值。这两种耗费的不同在于，直接耗费的劳动能够创造新价值，而生产资料、原料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转移，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李嘉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他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错误，但他的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思索。这一时期在历史科学领域也打破了多年来对历史事件就事论事进行描述的传统，有了一定的创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以至在历史领域要想抹煞、掩盖这种斗争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19世纪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就是一批历史学家带来的新观点，即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第一次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法国复辟时期的F.P.G.基佐、F.A.M.米涅、A.梯也尔等人。尽管他们对阶级的起源、阶级的实质、阶级斗争的起因以及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毕竟在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又一成果。自从T.莫尔于1516年发表《乌托邦》、T.康帕内拉于1623年发表《太阳城》以来，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期间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一面日益暴露，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和对于一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于是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出现了以H.圣西门、C.傅立叶和R.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莫尔、康帕内拉不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抨击要深刻得多，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要具体得多。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只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某种示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那么一切人，包括王公贵族都会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排斥革命，排斥暴力，拒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理性、良知，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理性、良知上面。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颇多谬误，在实践上亦陷于失败，但它却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怀疑，打破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王国的神话。在哲学方面，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的30年代是德国古典哲学向胜利进军的年代。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早的辩证法大师，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展现了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图景。黑格尔的学说曾经风靡一时，很多哲学家曾经集结在黑格尔的旗帜下，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从黑格尔的信徒中分化出了一些黑格尔学说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以上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成就，对于崭新世界观的形成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是整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的结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能够用确证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能够使人们从纷繁错综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人们已经有可能在多少世代的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而这样的规律果真被发现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作为物质的反映的人的认识也处在运动、变化中；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基础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践；物质的总体是无始无终的，但物质存在的每一具体形态是有始有终的，即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物质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每一种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各类物质运动形态又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也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动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其他变革，使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以往的哲学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革命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在唯物辩证法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这一理论不但冲破了多少年来有很大影响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各种唯心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局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前者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后者的根基是唯心主义，而且还在于前者的辩证法是彻底的，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而后者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对某种绝对状态的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半途而废的辩证法，他所说的绝对理念的发展不是一个无限向上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无限的圆圈，而是某种封闭的体系。承认不承认一切哲学，包括自己的哲学在内，都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需要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原则区别。黑格尔哲学虽然对辩证法的论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不能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他的辩证法本质上具有革命精神，但常常受到保守的黑格尔体系的窒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不但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对一切已丧失生命力的旧事物采取妥协态度，在变革已成为必要时，竭力支持这种变革。也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僵死的教条，并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条文。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失去自己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批判精神。历史上有多少自命为终极真理、自诩为绝对体系的哲学已经是过眼烟云，成了历史的陈迹，而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保持其革命的青春。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越是害怕承认发展、创新，一味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哲学就越没有生命力，而那种敢于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各种事物，对待自己，从不满足，自强不息的哲学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传之永恒。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点在它的认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引进认识论的范畴，从而使它的认识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认识论。这种以实践为基石的认识论固然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对立，就是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也存在着原则差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环节，是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这一认识过程中的根本环节。所谓实践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首先是指人的生产活动，也包括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包括阶级斗争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其他一些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认识了世界，又以这种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个过程中既推动了实践，又发展了认识。这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以往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没有看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因此就把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认为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这种反映论把认识归结为一种直观，看不到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程，看不到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形成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丰富内容的发展过程。抽去了辩证法的反映论，就成了一种非常简单、毫无生气的反映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原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经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真理，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谬误。一种真理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向错误转化。要使这种真理永葆青春，就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加以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关于终极真理这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从实践经验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实践的结果中不断证实、纠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认识论的一大特色。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它的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本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促进本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来的100多年中，一直在发挥着它的战斗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光辉，反而闪耀着更加夺目的异彩。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坚持唯物主义。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驱逐了出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法学家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或者用天命、神意等等来解释王朝的兴替、历史的变迁；或者用个人的意志、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来说明种种历史现象。除此以外，也有不少人认为历史本身无规律可循，完全是一堆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承认社会的运动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不承认在历史的领域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造成这种唯心史观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者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立场影响他们去正确认识历史现象；另一方面还由于历史现象本身存在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上造成失误。自然现象虽在一定范围内也受到人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在自然的演变中盲目的力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社会历史现象则不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活动又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翻开历史，哪一页上没有记载着人的活动？历史舞台上哪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不是由人来主演的？表面上看，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参加历史活动和历史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规律，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之前，有的哲学家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能解决它。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往往会得出同他们原来所希求的不同的结果。但是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现象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意识着的、思维着的活动者——人的上面有一种普遍精神在起作用。当人们抱着自己的目的进行的活动同普遍精神发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上归根结底起作用的、作为个人意识背后的动力的是普遍精神。黑格尔也谈历史的必然，不过在他那里，历史的必然和普遍精神是同义语，适应历史潮流也就是适应普遍精神。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固然是有人参与的，人的活动固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受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他那个时代的条件的限制。当黑格尔说到人的行为的结果往往和他们的预想不同，并猜到了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存在时，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这种情形归结为普遍精神的作用，把历史的必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因素则是错误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行为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制约的命题，可惜他们把这种环境主要归结为教育和立法，仍然没有摆脱把一种精神因素当作决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不是教育、立法这一类环境，这一类环境是派生的，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首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作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当作决定各种精神现象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曾作了简明浅显的阐述，他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以往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它发现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归根结底可以从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的矛盾中找到它的原因，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的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使唯物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在历史的领域内也和在自然的领域内一样，人们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了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这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的某些细节可能会变得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断得到丰富，不断向前发展。

🧠:## 哲学的根本变革中的变革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了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从此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世纪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尚处在自发的状态。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已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已成了一种自觉的活动。这一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宪章运动、里昂起义以及西里西亚起义，震撼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出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然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历史的必然，真正懂得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正是顺应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总结，而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又是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指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仅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而且也是科学的理论思维。它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30～40年代丰硕的科学成果。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漫长黑暗的基督教的中世纪宣告结束，人类的智慧从神学的羁绊下得到解放，科学、文化、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时期的神学统治，使得许多知识部门残缺不全，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因此，自然科学此时主要处于一种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系统整理，更谈不上理论概括。这种情形给当时的理论思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在自然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思维是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总观点，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见解，认为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始终就是这样。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充满革命精神的自然科学，突然以十分保守的姿态站在自然界面前，这样一种僵化的理论思维以为，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这样的一种理论思维成了钳制人们头脑的新的禁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连连遭到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冲击，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它科学地论证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接着，地质学的发现，证明不同层次的地层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而逐步形成的；同时，从一部分地球上已经绝种的动植物化石中看到，它们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生存历史。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也都取得了不少进展。自然科学以分门别类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宣告结束，开始进入系统整理和进行理论概括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自然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能量转化规律的发现以及进化论的新发展。这三大科学发现对那种僵化的自然观是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打击面前，形而上学的阵线开始崩溃，而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以及每一现象都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有了深刻印象。三大科学发现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的科学成就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当经验的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实证的知识材料，从而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之际，社会科学领域也结束了多年来的沉寂局面，出现不少新突破。走在前面的是经济学。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的一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古典经济学，从18世纪开始日益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提出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观点。他说的国民财富就是指商品。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说劳动创造了各种商品。他认为商品有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用它交换含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这个理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虽然这个理论还不完善，还掺杂着不少谬误，但它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商品生产，打开了思路。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他明确地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用生产这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来测定，这不仅包括生产该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还包括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原料的价值。这两种耗费的不同在于，直接耗费的劳动能够创造新价值，而生产资料、原料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转移，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李嘉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他的理论观点也有不少错误，但他的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思索。这一时期在历史科学领域也打破了多年来对历史事件就事论事进行描述的传统，有了一定的创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以至在历史领域要想抹煞、掩盖这种斗争的存在已成为不可能。19世纪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就是一批历史学家带来的新观点，即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第一次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法国复辟时期的F.P.G.基佐、F.A.M.米涅、A.梯也尔等人。尽管他们对阶级的起源、阶级的实质、阶级斗争的起因以及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毕竟在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方面的又一成果。自从T.莫尔于1516年发表《乌托邦》、T.康帕内拉于1623年发表《太阳城》以来，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期间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一面日益暴露，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和对于一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于是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出现了以H.圣西门、C.傅立叶和R.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莫尔、康帕内拉不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抨击要深刻得多，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要具体得多。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只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某种示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那么一切人，包括王公贵族都会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排斥革命，排斥暴力，拒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理性、良知，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理性、良知上面。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颇多谬误，在实践上亦陷于失败，但它却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怀疑，打破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王国的神话。在哲学方面，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的30年代是德国古典哲学向胜利进军的年代。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早的辩证法大师，而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展现了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图景。黑格尔的学说曾经风靡一时，很多哲学家曾经集结在黑格尔的旗帜下，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从黑格尔的信徒中分化出了一些黑格尔学说的批判者，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以上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成就，对于崭新世界观的形成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是整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智慧的结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能够用确证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能够使人们从纷繁错综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人们已经有可能在多少世代的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而这样的规律果真被发现出来了。

🧠:## 哲学的根本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派生物并反映着物质；物质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作为物质的反映的人的认识也处在运动、变化中；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基础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践；物质的总体是无始无终的，但物质存在的每一具体形态是有始有终的，即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物质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每一种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其固有的特殊规律，各类物质运动形态又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也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同样不是精神的因素决定物质的因素，而是物质的因素决定精神的因素，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动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其他变革，使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以往的哲学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革命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在唯物辩证法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这一理论不但冲破了多少年来有很大影响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各种唯心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局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前者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后者的根基是唯心主义，而且还在于前者的辩证法是彻底的，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而后者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对某种绝对状态的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半途而废的辩证法，他所说的绝对理念的发展不是一个无限向上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无限的圆圈，而是某种封闭的体系。承认不承认一切哲学，包括自己的哲学在内，都不是终极真理，而只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需要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原则区别。黑格尔哲学虽然对辩证法的论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不能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他的辩证法本质上具有革命精神，但常常受到保守的黑格尔体系的窒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不但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对待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对一切已丧失生命力的旧事物采取妥协态度，在变革已成为必要时，竭力支持这种变革。也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僵死的教条，并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条文。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失去自己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批判精神。历史上有多少自命为终极真理、自诩为绝对体系的哲学已经是过眼烟云，成了历史的陈迹，而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保持其革命的青春。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越是害怕承认发展、创新，一味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哲学就越没有生命力，而那种敢于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各种事物，对待自己，从不满足，自强不息的哲学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传之永恒。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点在它的认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引进认识论的范畴，从而使它的认识论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认识论。这种以实践为基石的认识论固然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对立，就是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也存在着原则差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环节，是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走向客观真理这一认识过程中的根本环节。所谓实践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它首先是指人的生产活动，也包括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包括阶级斗争的活动；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其他一些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认识了世界，又以这种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个过程中既推动了实践，又发展了认识。这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以往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没有看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性，因此就把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认为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这种反映论把认识归结为一种直观，看不到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过程，看不到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形成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丰富内容的发展过程。抽去了辩证法的反映论，就成了一种非常简单、毫无生气的反映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原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占有一个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经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真理，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即为谬误。一种真理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向错误转化。要使这种真理永葆青春，就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加以修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关于终极真理这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从实践经验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实践的结果中不断证实、纠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认识论的一大特色。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到它的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本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促进本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由于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并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来的100多年中，一直在发挥着它的战斗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光辉，反而闪耀着更加夺目的异彩。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坚持唯物主义。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驱逐了出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法学家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或者用天命、神意等等来解释王朝的兴替、历史的变迁；或者用个人的意志、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来说明种种历史现象。除此以外，也有不少人认为历史本身无规律可循，完全是一堆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观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承认社会的运动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不承认在历史的领域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造成这种唯心史观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者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立场影响他们去正确认识历史现象；另一方面还由于历史现象本身存在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容易使人们在认识上造成失误。自然现象虽在一定范围内也受到人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在自然的演变中盲目的力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社会历史现象则不同，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活动又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翻开历史，哪一页上没有记载着人的活动？历史舞台上哪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不是由人来主演的？表面上看，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参加历史活动和历史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规律，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之前，有的哲学家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能解决它。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往往会得出同他们原来所希求的不同的结果。但是他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现象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认为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意识着的、思维着的活动者——人的上面有一种普遍精神在起作用。当人们抱着自己的目的进行的活动同普遍精神发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上归根结底起作用的、作为个人意识背后的动力的是普遍精神。黑格尔也谈历史的必然，不过在他那里，历史的必然和普遍精神是同义语，适应历史潮流也就是适应普遍精神。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固然是有人参与的，人的活动固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受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他那个时代的条件的限制。当黑格尔说到人的行为的结果往往和他们的预想不同，并猜到了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存在时，他是正确的，但他把这种情形归结为普遍精神的作用，把历史的必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因素则是错误的。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提出过人的行为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制约的命题，可惜他们把这种环境主要归结为教育和立法，仍然没有摆脱把一种精神因素当作决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不是教育、立法这一类环境，这一类环境是派生的，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环境，首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作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当作决定各种精神现象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曾作了简明浅显的阐述，他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以往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它发现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演变归根结底可以从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的矛盾中找到它的原因，而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的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使唯物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在历史的领域内也和在自然的领域内一样，人们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了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这就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它的某些细节可能会变得陈旧，但它所揭示的历史必然，它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断得到丰富，不断向前发展。